两面五星红旗：一面升起在广场，一面升起在心里

国庆长假，大街小巷红旗招展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七十多年前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时是什么模样？ 1949年10月1日下午，开国大典。那面红绸缝制的五星红旗在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中缓缓升起。如今它珍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里，红色已经微微褪去，却依然让人挪不开眼。这是第一面。 还有第二面。它没有出现在广场上，而是出现在大洋彼岸。1949年秋天，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，一群中国留学生聚在一起，激动得一夜没睡。手边没有现成的旗帜，他们就找来红布和黄布，照着报纸上模糊的图样，你剪我缝，赶制出一面五星红旗。有人把大星剪得太大，有人把星星排歪了，争执了半天，最后大家捧着这面“不太标准”的旗子，唱起了国歌。 这不是一面做工完美的旗，却是一颗滚烫的心。 那几年，这样的心不止一颗。1950年，数学家华罗庚放弃美国伊利诺伊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回国；同年，刚拿到博士学位的邓稼先，第九天就登上了归国的轮船；地质学家李四光绕道欧洲，辗转回到祖国；1955年，被美国无理扣留5年的钱学森终于踏上归途；1956年，空气动力学家郭永怀在回国前，当众烧掉了自己多年积累的研究手稿——他说，知识都在我脑子里，带得走。 为什么非回不可？ 先看当时的中国：1949年，全国钢产量只有15.8万吨，连一辆汽车、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，科研机构屈指可数。再看世界：朝鲜战争爆发后，中美关系降到冰点，美国从1950年起下令，禁止部分中国留学生离境，钱学森甚至被关进拘留所，行李被扣。回国，意味着放弃轿车洋房，意味着隐姓埋名，甚至意味着危险。 可他们还是回来了。因为他们清楚，一个国家的强大，不能靠别人施舍。1955年中美大使级会谈，中国以释放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方人员为条件，换回了钱学森等一批学者。此后，这些人成了中国导弹、核弹、人造卫星事业的顶梁柱。1999年，23位科学家被授予“两弹一星功勋奖章”，其中就有钱学森、邓稼先、郭永怀。 1968年12月，郭永怀乘坐的飞机失事。人们从残骸中找到他和警卫员时，两人紧紧抱在一起，胸口护着的公文包里，是一份完好无损的核试验数据。 现在再看那两面国旗：一面升起在广场上，万众瞩目；一面升起在心里，无人知晓。可它们其实是同一面旗。 七十多年过去了，今天的中国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。但那个问题仍在：当个人前途和国家需要摆在一起时，你会怎么选？或许不必急着回答——先想一想，是什么让一个人在异国他乡，对着一面歪歪扭扭的旗子流下眼泪。